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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窃听器风波始末


1991年12月,美国驻苏联大使罗伯特•s•施特劳斯(robert s. strauss)拜访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瓦季姆•v•巴卡京(vadim v. bakatin),两人会面的地点是巴卡京在莫斯科的办公室。施特劳斯——一位和蔼可亲的得克萨斯州人——认为这次只不过是礼节性地拜访一位与自己关系不错的里姆林宫官员而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次拜访使这位美国特使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意外。
  寒暄过后,巴卡京打开了自己的保险箱,取出了一沓厚厚的文件和一个装满电子设备的手提箱。他把这些东西递给了施特劳斯。
  “大使先生,这些是我们对贵大使馆实施窃听的计划,这些是我们使用的设备,”巴卡京说,“我要把它们交给贵国政府,不附带任何条件。”据施特劳斯当年晚些时候撰写的有关该事件的一份报告说,当时他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尽管多年来一直矢口否认,苏联情报部门最终还是承认了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最臭名昭著的间谍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办公大楼内安装大量先进的窃听设备。这座大楼里到处都是窃听器,一些美国反间谍专家甚至将大楼称为一个巨大的麦克风。多年来,这座大楼一直处于半完工状态。在此期间,美国政府一直努力设法应对这场情报风波。
  巴卡京表达了想让美国把办公大楼修建完毕并把大使馆搬进来的意愿。施特劳斯觉得巴卡京是情真意切的,但他也知道两国仍然互不信任。
  “巴卡京先生,如果我要使用这座大楼,人们会认为你只交给了我四分之三的窃听器,还有四分之一留在了大楼里面,”施特劳斯说。
  今天的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已经被涂成了好看的浅黄色,这座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建筑与俄罗斯的“白宫”(俄罗斯政府所在地)隔街相望。21世纪的俄美外交关系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方面之一,而这座驻俄罗斯大使馆则是俄美进行外交活动的中心。
  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冷战末期,这座大使馆大楼在头条新闻中被称为“窃听器大楼”。这座大使馆于1979年开工建设,用的是苏联的工人和建筑材料,但到1985年就停工了。美国专家断定,克格勃的窃听设备给这座大楼带来了巨大危害,因此已经无法使用。起码来说,如果美国想使外交官们的谈话保密,就不能使用这座大楼。
  根据那一时期的国会报告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历史纪录,美国反间谍部门发现,苏联工人在修建大使馆使用的混凝土中藏匿了很多东西,窃听设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人们还在混凝土中扔了一些二极管、扳手、管线和其他垃圾,目的干扰电子扫描仪和金属探测器的检测。
  有些窃听器安装在了金属工字梁的焊接处。苏联人改变了钢筋的长度,以便用钢筋来传送信号。在一堵墙里面,美国检查人员找到了一个制造精密的电源,电源的外形就像一个领结,他们把它称为“蝙蝠翼”。美国工程人员还断定,附近一座苏联教堂可疑,这座教堂会时不时地亮起灯光,而且看起来在这里可以很好地监控大使馆内的窃听器。后来,他们把这座大型建筑称作了“神圣遥测教堂”。
  苏联的建筑工人最后还耍了一个花招,他们用颜色深一些的砖在大楼外立面拼出了“cccp”字样,cccp是苏联的斯拉夫字母缩写。这一举动就像是他们对美国竖起了中指一样。
  很多美国立法者和情报官员对大使馆在安全方面遭到的破坏感到震惊,纷纷敦促美国政府将这座大楼推倒。他们认为,只有将大楼推倒重建才能挫败克格勃的图谋。不过,大使馆最终还是没有被拆除。
  1990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议员亨利•j•海德(henry j. hyde)曾针对此次大使馆事件评论道:“美国人从先进技术中受益,并且为国家在技术上拥有整体优势而感到骄傲,这常常会使我们忽视其他人也会对我们做那些我们有能力做的事情,因此我们没有对那些已知的或可能的技术采取基本的预防措施。”
  美国官员在大使馆开建之初就应该保持警惕。要知道,从美苏两国1933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开始,苏联特工就在莫斯科窃听美国外交官谈话、窃取美国机密文件、敲诈美国护卫和骚扰美国外交官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苏联开设外交前哨的那个时期,外交官们起初对采用密码和保险箱等基本安全措施缺乏认识。那时,他们通过公开的电报线路与华盛顿保持联系。根据国务院外交安全局的历史记录,克格勃的前身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很快就开始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护卫人员提供“女朋友”了。
  泰勒•肯特(tyler kent)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早期译电员之一,他有一个苏联情妇。美国武官的一名司机竟然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工。根据美国外交安全历史记录,“美国大使馆官员知道苏联在实施间谍活动,但并没有采取太多措施来阻止他们。”
  美国官员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苏联人的这些间谍活动是符合美国的目的。约瑟夫•e•戴维斯(joseph e. davies)大使认为,这些间谍活动会使苏联领导人更早认识到“我们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不过,从今天的标准看,美国大使馆在安全方面如此松懈着实令人惊讶。
  门卫谢尔盖
  1946年,苏联小学生送给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一副美国国徽木雕。这副木雕在美国大使官邸(斯巴索大厦)的显眼位置悬挂了好几年,至少有一段时间还挂在了大使的私人书房。后来,安全人员在这副木雕里发现了一个小型麦克风。
  一直以来,斯巴索大厦的门卫谢尔盖都把地下室锁得严严实实。1952年之前,没有任何美国官员向他索要过地下室的钥匙。几十年来,谢尔盖一直把地下室作为基地在大厦安装更多的窃听器。
  1960年,为了反击苏联抗议美国u-2侦察机飞越其领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了苏联在美国国徽木雕中安装窃听器的事实。洛奇指控说,美国已经从其代表团在苏联和东欧的住所内找到了100多个类似的窃听器。
  到了20世纪70年代,对在铁幕背后工作的美国外交官来说,苏联人的监视已经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现实。在回忆录《动荡和胜利》(turmoil and triumph)中,国务卿乔治•p•舒尔茨(george p. shultz)回忆说,在他第一次去莫斯科之前,特勤局和中央情报局曾反复叮咛他苏联人的窃听器无处不在。
  “在大使馆内,唯一能进行私人谈话的地方是一间盒子似的房间,这个房间周围安装了电子防护设备。人呆在这个房间里会感到幽闭恐惧,但我却被告知,在整个莫斯科城,这里是唯一安全的地方,”舒尔茨写道。
  从这一点来看,美国显然早就需要在莫斯科有一处新的大使馆了。美国外交官从1951年开始在这座老旧的公寓大楼内办公,这座大楼空间狭窄,人们在这里办公效率低下,而且这座大楼也不安全,苏联的间谍活动在此很容易得手。
  同时,苏联也希望能对其在华盛顿的设施进行升级。所以,两国在1969年达成了一项互惠协议:美国在其旧大使馆附近获得一块10英亩的土地来建设新大使馆,苏联在华盛顿阿尔托山(mount alto)获得一块大小差不多的土地。
  这项协议设定了一个为期120天的最后期限,在此期限内双方可就新大楼建设问题达成进一步的协议。事实上,双方用了3年多的时间才就进一步的协议达成一致意见(这是并不出乎意料),原因在于双方在大楼高度和东道国对工程承包的控制程度方面存在分歧。
  海德后来在众议院指责说,美国使用苏联的工人和建筑材料是一个“致命错误”。但当时是国际紧张局面缓和的时期,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考虑的是处于紧要关头的更为重大的问题。国务院辩称,不管怎样,使用苏联的工人成本更低。而且,在莫斯科的其他国家大使馆都是由苏联人建造的。还能出什么问题呢?
  此后,双边就一些细节问题不断讨价还价,导致美国新大使馆直到1979年9月才开始奠基。显而易见,从新大使馆开工建设伊始,反情报工作就会成为一种挑战,因为克格勃在想方设法埋藏窃听装置。当时,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他们可以把所有窃听器找出来,使其发挥不了作用。但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1987年的一份报告说,他们的这种想法太乐观了。
  这份报告认为,“与苏联不一样……美国没有采用系统严格的安全程序来探测和阻止苏联的技术渗透。”
  比如,根据参议院的调查,在建筑施工投标过程中,在华盛顿负责监督施工现场的苏联官员总是在没有提前告知美国的情况下对工程图纸做出修改。他们的设计方案含糊不清,方案中的房间没有标注具体用途,只标注了“办公地点”。
  与之相反,美国的工程图纸用具体的名称标注出了办公地点,所以苏联工人和监工对敏感区域的位置一清二楚。
  苏联只使用作业现场浇筑的混凝土。而美国则同意使用在作业现场之外(那里没有美国人进行监督)浇筑的制预制混凝土构件。
  苏联人会仔细检查所有的建筑材料,并且他们会在有疑问的时候暂停施工。美国的检查制度则不那么严格,而且要严格按照施工计划进行施工。
  在华盛顿,平均算下来,苏联官员会用大约30名自己的人员来监督100名美国工人。在莫斯科,美国只用了20到30名海军工程兵来监督800多名苏联工人。
  苏联使用了标识卡身份识别系统,保持了施工现场周围的高度安全,并且还安装了多个监视摄像头。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美国安装了周边情况探测装置和闭路电视监控设备,但这些设备很快就因为各种“故障”无法工作了。
  总而言之,从美国在莫斯科修建新大使馆开始,美国的反情报工作就处于被动状态。
  参议院情报专门小组得出结论,“从各方面来看,美国针对苏联技术渗透的反制措施不得不指向那座已经存在的由预制构件建造的巨大建筑了。”
  根据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2011年解密的一份报告,20世纪80年代早期,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一些官员开始关注敌对的国外情报威胁,尤其是关注美国在莫斯科的新大使馆的安全问题。
  于是,国家安全局在1982年派出一个由电子情报专家组成的小组前往苏联实施检查。报告说,他们发现大使馆“到处都不安全”,这份报告记录了国家安全局在冷战期间的部分活动。
  国家安全局向联邦调查局发出了警报,联邦调查局自己也进行了调查,并确认了问题的严重性。美国情报部门和联邦调查局向里根总统简要汇报了有关情况。
  国家安全局的报告说,“国务院早就怀疑国家安全局在‘插手’使馆事务,有报道称国务院为此感到不快。”
  有些美国外交官认为,安全部门对大使馆有窃听器的担忧是夸大其词的。不过,到最后,有关证据却使人不得不相信苏联人在美国大使馆安装了窃听器。
  1985年8月17日,施工现场的代理项目总监告诉苏联建筑承包商暂停修建新大使馆办公大楼的所有工作。当时,修建工程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六十五。
  包括住宅楼和娱乐中心在内的其他大使馆建筑在次年修建完毕了,但办公大楼却一直处在未完工状态,成为了一幢造价昂贵却毫无用处的公用建筑。很多美国人对美国以后还能不能按预期使用目的来使用这幢大楼表示怀疑。
  1990年5月,具有传奇色彩的艺人鲍勃•霍普(bob hope)在这处新大使馆的草坪上为美国使馆人员献上了一场演出。在表演中,他把未完工大楼所处的困境拿来充当笑料,引得观看演出的300名左右美国外派人员捧腹大笑。
  “因为大楼里有虫子(英文中虫子与窃听器是同一个单词,译者注)就将美国的新大使馆拆除多可惜啊,”霍普说,“这里有这么多虫子,我们应该把它称做蟑螂汽车旅馆才好。”
  霍普接着说道:“我并不是说这里有窃听器,但刚才我在卫生间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帅哥,你可真帅呀!’,结果镜子说‘这句话要比你今天讲的所有笑话都可笑’。”
  观众们配合着霍普的表演。表演过程中,一名叫布鲁克•希尔兹(brooke shields)的观众让霍普暂停一下表演,并告诉一名导演自己在听一种奇怪的声音。“微波的声音!”人群中有人高喊。
  与霍普的评价一样,当时很多美国人都认为这处新大使馆注定要被废弃。新大使馆里到处都是窃听器,美国的反情报部门永远不会相信会把窃听器全部清除。毫无疑问,很多国会议员也认为需要将这处新大使馆拆除。比如,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早在1987年就建议把办公大楼推倒了。
  当时的一份专家组报告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知道,将这座投入了2300万美元和现场专业人员相当多精力的办公大楼拆除是一项令人为难且可能存在争议的建议。不过,即使时至今日,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那么以后我们将不得不支出更多资金,而且预计得不到任何好处。”
  不过,这一结论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应舒尔茨的要求,前国防部长詹姆斯•r•施莱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用了5个月时间调查了有关情况,他建议只拆除大楼最上面的三层。这三层将被新的模组式钢结构楼层替代,可能还要增建一处附属建筑用来在其中进行最敏感的大使活动。
  大礼帽
  1972年的工程建设协议(该协议允许苏联人在施工现场之外进行浇筑混凝土等作业活动)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问题应该只要归咎于我们,而不是苏联。我们给了他们太多机会和太多诱惑,使他们难以拒绝,”1987年施莱辛格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为报复苏联的窃听活动,美国拒绝让苏联完全占有其在阿尔托山的新建筑群。双方都在指责对方造成了这种局面,从而陷入了僵局。
  在莫斯科的美国外交官工作条件一直不好,办公场所狭小而且还不断出现安全问题。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工作条件变得越来越差。比如,保龄球馆被改造成了通信中心。有一半的停车场被改造成了工作区。由于办公空间不够,加上国会不断施压要减少预算,国务院最后认定,施莱辛格提出的拆除一部分办公大楼的建议可能是行得通的。
  巴卡京向美国政府提供窃听设备位置图的举动没有实现他的预期目的。他是在与戈尔巴乔夫总理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讨论之后才将计划书交给施特劳斯的,但美国对他的意图存有怀疑,苏联政府中的强硬派还指控他犯下了叛国罪。
  在他与施特劳斯会面几周之后,苏联分裂了,克格勃也解散了,俄罗斯的其他安全机构承担起了克格勃的职能。而后,在1991年底,苏联最终土崩瓦解了,新的俄罗斯联邦取代了苏联的位置。1992年6月,俄罗斯同意美国按照自己的设计,使用本国的建筑材料,并以本国的工人为主来完成新大使馆办公大楼的修建工作。
  2年后,国会最终批准投入2亿4000万纳税人资金来修建安全的大使馆设施。新的建设工程被戏称为“大礼帽”,包括将原来的8层大楼拆到第6层的混凝土板,在此基础上再建4层,外加一个阁楼。
  不安全的低层用来处理公共事务和进行其他保密程度低的活动。安全的高层用来处理更敏感的工作。
  承担修建任务的承包商必须要有参与最高机密工作的许可。扎克里(zachry)、帕森斯(parsons)和苏恩德(sundt)这三家主要承包商没有公开的电话号码,而且他们还要求工人们签署保守秘密的誓约。办公大楼用到的建筑材料、家具以及其他设备都是从芬兰用轮船运到俄罗斯的,一路上还有美国武装人员护卫。
  1997年9月,大使馆的新建工程开工。2000年5月,新使馆终于投入了使用。到此时,新使馆的建设工期已经拖延了20多年,美国投入的资金超过了3亿7000万美元。修建大使馆的这31年坎坷历史是美国在外交和技术上狂妄自大带来的教训,它在提醒我们世界上存在间谍与间谍的斗争,这种斗争或许已经成为过去,或许仍然存在。
  在庆祝新使馆启用时,当时的大使詹姆斯•f•柯林斯(james f. collins)称这座新大楼是“国务院承办的最具挑战性的建设项目之一,是一项饱受意外困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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